“元宇宙”（metaverse）概念在近期引起熱議，它被視為繼PC網絡、移動互聯網之后的第三代信息技術。它旨在憑借各種軟硬件技術（VR、AR等等）構建出一個自足的虛擬世界，但同時這一虛擬世界又能與現實世界充分融合、實時互動乃至相互形塑（比如虛擬世界中的貨幣可以按照比例在現實世界中兌換成真實的法定貨幣）。本文以法國哲學家維利里奧（Paul Virilio）的“元城”（métacité/meta-city）概念比照“元宇宙”構想，借以指出，“元宇宙”想象并不是什么新概念，其種種要素早在近三十年前的“元城”概念中就已經被闡發(fā)，而假如“元宇宙”能實現，維利里奧針對“元城”的種種隱憂也同樣適用于它。
一 “元城”：界限的消失
在1995年出版的《解放的速度》（La Vitesse de libération）一書中，維利里奧基于自身的“速度”視域正式提出了“元城”的概念。維利里奧認為，“速度”是考察城市變遷的關鍵維度，“速度”的變革實際上支配了城市空間建構的變化。傳統(tǒng)城市，如果將其視為一個自成一體的地緣空間，早期的城門與港口，就是城市的擁有者控制城市內部和外部的交換和流通的閘口；道路，則是速度得以達成的脈絡。因而可以說，傳統(tǒng)城市的空間是圍繞著城門、港口和道路而建立。尤其是在“速度”有限的情況下，城門和港口可以作為實存性的障礙，劃分出一片穩(wěn)定的區(qū)域，人們也就總體固定地在一個城市的內部工作、生活，城市的內部和外部的區(qū)分、城市與城市之間的區(qū)隔是明顯的。
但是，隨著汽車、火車和飛機的誕生，高速運輸方式使得人與物的流通速度得到極大提升。城市開始圍繞著高速公路、車站和機場而運轉，城市在空間維度上的“內—外”之隔也開始松動。當交通的速度提升時，人們就可以居住在外省或遠郊，卻能每天去巴黎抑或上海市中心的公司工作。進而言之，當通信速度再度提升時，當淘寶、微信和高速物流全面進入日常生活時，速度已然逼近“實時”。今天，人們“居家辦公”更是沒有障礙，而他們的公司大樓實際上可能遠在幾百公里以外。任何城市已經不可能通過一種實存性的障礙來把控速度，未來的城市將圍繞著網絡和通信的中心而建立。
傳統(tǒng)城市是一種圍繞著城門和港口而建立的“局域性的城市”（cité topique）。維利里奧預言，在不久的將來，如果速度的進化還可以再進一步，城市很快就會成為一種圍繞著通信中心而建立的“遠域性的城市”（cité télétopique）。在全球性的實時信息高速公路的聯結之下，我們所面臨的已經不是某一個城市的集中化或者趨于膨脹的問題，而是即將見證城市的“超集中化”，即全球范圍內所有的重要城市都基于此種技術語境而聯結成一體，這些城市的真實物理空間和領土空間的界限其實已不重要。
一種超出所有具體城市的、虛擬性的“元城”將由此誕生。這個“遠域性”的“元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地理中心，但是，所有的現實中的真實城市，無論它多么發(fā)達，無論是巴黎、紐約抑或是上海，都受這個“元城”的轄制，都只是它的一個郊區(qū)地帶而已?！霸恰辈⒉皇且浴疤摂M”的城市取消“真實”的城市，而是虛擬城市與真實城市的疊加與融合，它以同一種技術語境——絕對“速度”——將眾多普通的城市整合于其中，因此是一種超出所有具體城市的“第三種城市”，我們可稱這個“元城”為“世界之城”（la ville-monde）抑或“眾城之城”（ville des villes）。
保羅?維利里奧（圖源網絡）
當前，“元宇宙”概念因其勾畫了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充分融合的可能性而廣受追捧，而維利里奧已然指出，“元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界限”的消失。這里的界限消失不僅僅是指真實空間中的、地理上的“遠”和“近”的界限消失了，更意味著速度的升級必將致力于消除所有可能的界限——物與物的界限、人與物的界限、人體肉身的內與外的界限、人體肉身與另一個肉身之間的界限、真實與虛擬的界限等等——不會再有任何界限留存下來，剩下的將僅僅是“數據的普遍抵達”，一切都將被數據穿透、聯結和互動，都被整合進“元城”之中。如果現實世界的一切（包括物與人）都被數據整合，那么實體世界和虛擬世界的融合也就是題中之義了。
這里僅舉一例以作說明。維利里奧曾預言一種建基于“元城”、即將在未來普遍化的“網絡性行為”。在虛擬社區(qū)中，一對伴侶可能會發(fā)生“虛擬性關系”，但與此同時，在現實世界中，經由聯結身體的傳感器、電子快感設備、遠程脈沖裝備和網絡傳輸裝備，兩個人的身體層面也在發(fā)生“性”的互動。技術裝置可以對人類真實的身體反應和情緒變化進行編碼和解碼，同時還可以制造肉體的快感。本來不相觸及的身體，也能跨越真實空間的障礙完成“性行為”。這種“性”到底是真實的還是虛擬的，很難簡單論定。若指認它是真實的，二者的身體明明在真實空間里并不相近；若指認它是虛擬的，種種技術裝置又使得雙方實時呼應，更是同時制造了真實的身體的快感。在這里，維利里奧說，“遠程在場”成了“遠程-觸感在場”，既因虛擬而“遠程”，又因真實而有“觸感”，“元城”的復雜性超越了“真實—虛擬”的二元對立，而這也正是所謂“元宇宙”概念的一個關鍵要素——從“傳播”到“傳感”。
當然，今天的“元宇宙”概念和維利里奧在近三十年前指出的“元城”概念還是存在一定的差別，雖然維利里奧也設想了一些具體化的場景，但其“元城”概念仍偏于一種總體的設想，“元城”具體會通過什么樣的技術物來支撐，技術形態(tài)呈現出何等面貌，維利里奧并沒有為我們特別詳細地勾畫。而今天的“元宇宙”概念雖然還沒有真正實現，但相比之下已然更為具體化，比如其明確指出VR、AR、5G乃至6G等技術趨勢，以及可以接入游戲娛樂、電子商務等具體應用場景。不過，無論是維利里奧的更為抽象和總體的設想，還是“元宇宙”這樣更為具體化的設想，其背后根本性的邏輯是一致的，此即打破所有可能的界限，使實時的速度“普遍抵達”，從而實現“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充分融合。
順便提一下，為什么各大企業(yè)致力于提出或者追捧“元宇宙”？如維利里奧所說，“速度即權力”，對所有界限的打破的是“元城”中對速度的追求，也就是對權力的追求。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即是“競速政治”的社會，人群中的“速度”分化早已存在，政治結構和社會的“速度結構”其實相互對應，能獲取更快運輸速度和信息傳遞速度的族群和個體就更有權力，反之，越是有權力，獲取速度的能力也越是強于他人。比如在古希臘，在社會頂層的是大主教階層，因為他們可以征用“三槳戰(zhàn)船”；次一級的是騎兵階層，他們可以征用戰(zhàn)馬；最底層的是自由民和奴隸，他們只能作為“戰(zhàn)爭機器”中的“代謝能量”的來源——劃槳手。速度也決定了財富的積累，在中世紀的法國，雅克·科爾之所以成為法國首富，是因為他馴養(yǎng)了很多信鴿，這在當時是只有經營階層才會有的特權，信鴿帶來迅捷的信息，使得雅克在股票市場和商船貿易中獲利驚人。
古希臘三槳戰(zhàn)船（圖源網絡）
幫助古希臘取得地中海統(tǒng)治權的戰(zhàn)艦，但需要極高的人力成本才能實現其正常運行。
因此，要想讓自身的權力無遠弗屆、無所不達，就得讓自身的速度能力“無所不在”（omni-présence）和“普遍抵達”，如此才能實現一種最為終極的控制，照此看來，芯片巨頭企業(yè)“英偉達”給新注冊的“元宇宙”概念公司起名“Omniverse”絕非偶然，“omni”這一詞根正透露了這類公司的真正的野心所在。在“元城”中速度急遽提升的背景下，所有的商業(yè)公司都必將有志于成為“無所不在的公司”，局限于某個具體的領域、某個具體的技術樣態(tài)必將被淘汰。正因如此，只有極力追逐“元宇宙”，成為一個“無所不在”的公司，才能更好地拓展自身未來的商業(yè)帝國。
二 “元城”/“元宇宙”是解放還是束縛？
在“元宇宙”的想象中，未來人類還可以整合、簡化所有技術操作手段，僅僅需要動動眼球和手指，就能對更多的遠程對象和技術物施加控制，享受各種便利。但是，這樣的“便利”到底是不是福音？如果“元城”乃至“元宇宙”意味著更多的技術進步，它會在多大程度上給未來的人類帶來解放和自由？
其實，維利里奧早就指出，按照目前的技術發(fā)展趨勢，在未來的“元城”語境下，我們可能就是“終端-人”：人類全身將被連接上各種裝置和設備，并被接入各種“界面”和傳感裝置，如攝像頭、顯示器、發(fā)射和接收裝置等等——一切便都始于身體（發(fā)送），也終于身體（接收）。此時，人類的身體不過是充當傳輸和傳感過程的一個“終端”而已。作為“終端-人”，我們所需要“動”的只是眼球和手指而已。只是，這種便利，未必真的就能帶來“解放”。
維利里奧指出，如果“元城”在未來成為現實，城市內部政治機構和商業(yè)機構的“去本地化”特征會愈發(fā)明顯，各式政治機構和商業(yè)機構將會順應趨勢，逐漸拋棄和遠離“在地化”狀態(tài)。維利里奧舉例說，美國的商業(yè)巨頭IBM公司對外出售總部大樓，因為他們自信，自己的公司已經成為一個“無所不在”的公司，不必再局限于具體的某個大樓之內，前述“英偉達”起名“Omniverse”也是基于同樣的原因。未來公司的存在將會走向既“不存在”而又“無所不在”的形態(tài)。
與此相對應，具體到個人，越來越多的人的工作和生活狀態(tài)可能會從“定居性”走向“游牧性”。今后越來越多的“元城”居民將會在高鐵上、飛機上和賓館里辦公（實際上這樣的趨勢現在已然可見），每一個企業(yè)或單位的員工都像是一個轉包環(huán)節(jié)中的分銷商，他不是某一個特定的“個體”（particulier），而只是一個“不存在”卻“無所不在”的公司中的“虛擬分子”（particule virtuelle）。諷刺的是，今天有些公司自豪地聲稱，他們的員工充分享有“居家辦公”的“自由”。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技術手段的進步使得部分工作不必固守于具體地點，另一方面卻是因為，已有的技術手段，如移動網絡、GPS、云系統(tǒng)等等（更不用說未來的“元宇宙”），已然可以全天候監(jiān)控員工的狀態(tài)，是否在公司辦公其實對于公司管理員工來說并無實質性區(qū)別。
維利里奧指出，我們對所謂“技術便利”的追求本質上不過就是對于“速度”的追求。如果不把“速度”局限于一種實體性的物理位移，那么速度顯然不僅經由高速的交通工具獲得，而且在我們的電腦、電視、手機這樣的新型視聽媒介中臻于極致——一種無須任何時延的瞬間“抵達”。如果把人和動物的身體帶來的速度稱為“代謝載具”（依靠新陳代謝能量獲得速度的交通工具），高鐵、飛機則可以被視為“機械載具”，各種視聽技術及其設備則是“視聽載具”，聲音和圖像的“抵達”是一種“無須離開的抵達”，它比實體交通工具帶來的“抵達”甚至更豐富和快速。
但是，速度本身即攜帶著暴力，如維利里奧所說，速度的施加即意味著暴力的釋放，獲取速度的同時其實也為速度暴力所裹挾，為其所控制，只不過這種控制以一種“便利”的表象隱蔽起來。以騎馬為例，馬的速度固然帶來了迅捷，但同時也猝然將騎乘者與出發(fā)的地點、經過的地點相分離。每一次出發(fā)都是距離的拉開，也同樣意味著一種“隔離”，騎乘者的身體與周遭環(huán)境不再直接接觸，他喪失了豐富的“直接經驗”，只是被擋在速度暴力的圍墻之內。同樣，諸如“遠程辦公”這樣的“進步”可以減少甚至可以消滅通勤時間，看起來使員工擺脫了束縛，但這絕不是真正的解放，而只能是帶來更深層次的控制。
基于這一視野，我們不得不對“元城”乃至“元宇宙”未來的城市工作抱以警惕：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高度的“移動性”和“遍在性”，只會讓“工作”和“休息”之間的界限徹底消失，人們將永遠為工作的陰影所籠罩。未來的生產和商業(yè)一定會奉行“正應其時且零庫存”（flux tendus et stock zéro）的組織機制，它要求員工階層必須具備“超級-反應性”（hyper-réactivité），工作指令隨時隨地都會降臨到他們頭上，而他們也別無選擇，必須隨時隨地對下達的遠程指令做出回應。
當下，微信等社交媒體深度介入到人們的生活和工作之中，我們不得不服膺于維利里奧的預見性：社交媒體固然使人與人的聯系更為便利，但同樣也是因為有了基于社交媒體的“工作群”等功能，領導層可以更方便地在“群”中隨時下達工作指令，下屬也就只能立即執(zhí)行，而不敢給自己留下任何緩沖和遷延的時間。
因此，“元宇宙”的所謂“真實”和“虛擬”兩相融合的邏輯，其實并不是關于未來的技術想象，而恰恰就是我們社交媒體時代的現實。在和朋友在真實空間中聚會以后，你可以再發(fā)一張合照到“朋友圈”，讓朋友們可以通過手機端重溫這一瞬間，但你的領導也同樣可以通過社交媒體給你布置真實世界中的工作。在今天，已經很難再輕易地把社交媒體構建的世界界定義為“虛假”的，也很難去簡單指認，社交媒體中的聯系“侵蝕”了我們在真實空間中的聯系，反而讓“真實生活”和“賽博生活”融合起來。因此，“元宇宙”所內含的真實和虛擬兩相融合的邏輯實際上與今天的社交媒體并無二致，從這一點來看，“臉書”、騰訊這樣的社交媒體公司帶頭鼓吹元宇宙概念，再合理不過了。那么，維利里奧的隱憂也就同樣可以適用于“元宇宙”，不難想象，元宇宙對于未來人類施加控制的能力和程度相比于微信這樣的社交媒體，不會更少，只會更多。
三 “元城”/“元宇宙”與未來政治
除了對“元城”可能施加的對人的控制感到不安，維利里奧進一步的隱憂是，未來城市的政治生態(tài)可能將因此而惡化。
維利里奧指出，“政治”（politique）的希臘語詞根就是“城邦”（polis），這說明從城市建立的開始，政治和城市空間之間就已經密不可分。城市，就其起源來說，曾經意味著一種建立在共同地點之上的聚居。古希臘的城邦即是如此，它以其自身的廣場、市集和論壇，提供了政治所能夠發(fā)生的舞臺：將一群人拉入同一個場所，聚合到一起，使他們彼此接近，進而辯論、反思，做出決斷。這就是城市的政治。所謂的“公民”（citoyen），也就是在同一個實體空間中聚合在一起的人，也即所謂的“共同體”內的人群。共同體之內的不同公民之間之所以會相互認同，之所以會認為“我們是同一個城市的人”，也是源自于此。
因此，維利里奧指出，城市政治之所以發(fā)生，首先需要一個居民共同居留、切近相處的真實場所，一種地緣意義上的穩(wěn)定空間。再者，政治的辯論和反思需要“時間”，瞬間性的反應往往是不可靠的。不同的人在真實的公共空間中聚集到一起，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巧合的是，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也曾針對同樣的議題表達過類似的意見。鮑曼指出，要想促進人與人之間對彼此的了解，有賴于一種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意義上的“視野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此即認知視野的融合，具體來說就是生活經驗積累過程中所描繪和擴展的視野。彼此了解所需要的“融合”或許只是共享經驗的結果，而如果沒有共享的空間，就很難想象共享經驗。
但是，在“元城”乃至未來“元宇宙”的語境下，跨城市、跨國界乃至賽博空間中的交流必將越發(fā)頻繁，以共同的穩(wěn)定空間造就的聚集和交流卻越發(fā)稀少，傳統(tǒng)公共空間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性越發(fā)下降，“政治”能夠發(fā)生的現實環(huán)境形于消逝。曾經，人們通過公共空間（l’espace public）而聚集；如今，電視、電腦的流行正在讓“公共空間”為“公共圖像（l’image publique）所取代，電視、電腦和手機的屏幕成了所有公共意見的“廣場”。由共同在場的人所構成的社群正趨于解體，不在場的人反而借助于多媒體或者網絡而相互聯結。如果傳統(tǒng)的政治是一種以他人的實在在場的“直接性”為基礎的地緣政治，那么未來的政治——無論是在“元城”還是在“元宇宙”——將會是一種建立在時間“瞬間性”的基礎上的“元城政治”。
在“元城政治”的語境下，實時媒介的聯結（無論是電視還是互聯網）使我們在政治上產生了一種齊澤克所說的“相互被動性”（interpassivity）。媒體作為一種中介，已經“替代”我們自己在政治上完成了感受和思考。人們開始諷刺性地實現了尼采的箴言——愛“遠方人”而不愛“鄰人”。我們和身邊的親友越來越難以溝通，反而和“遠方人”無話不說。與此同時，我們突然對一個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產生了極大的同情，我們也可能對一個毫不相干的對象產生了厭惡?！艾F場直播”的媒介制造出的“共情”的強度可能要遠遠大于文字滯后的、間接性的描述。
限于寫作的年代，維利里奧沒能直接描述今日的移動網絡，但他已經預見到，實時的媒介不但可以制造“共情”幻覺，更可以制造一種“集體參與”的幻覺。今日，經由移動互聯網的瞬間傳播，這種“集體參與”已經成為普遍現實。移動互聯網不但延續(xù)了電視的情感層面的“共情”，更是介入眾多網友的行為層面——手機應用中的“點贊”和“轉發(fā)”，不但使得這種偽“共情”的情感強度加倍，而且還制造出一種“集體參與”幻覺：“我”雖然不在現場，但“我”仿佛也成了集體活動中的一分子。
當更多的人通過“遠程在場”而非“真實在場”構建了聯結時，維利里奧卻堅信，這并不會帶來政治的進步。他認為，在“實時”傳播的情況下，不會有真正的“政治”。因為政治需要“時間”，需要反思的時間，也需要拉開距離。在“實時”傳播面前，人們是沒有實質性的“公共意見”的，有的只能是“公共情緒”。今天，人們在看電視抑或是使用手機的時候，實際上就已經完成投票了。人們不會再有時間去“反思”，因為在“實時傳輸”的壓倒性力量面前，無論是公眾還是政府機構，根本沒有時間去反思，能做的只能是瞬間的反應和即時的回應。任何的議題，一旦在大眾媒介的范圍內引起了“公共情緒”的共振，議題的探討空間就已經走向了終結，將不再有任何回旋和討論的余地。當代政治現實中，實例已經屢見不鮮。在敘利亞難民危機中，一張敘利亞男孩的凄苦照片在全世界范圍內迅速傳播，激起了網友一致的同情，歐洲政府引渡難民的選擇也就必然成行。但是，這一決定引起的一系列負面后果，仍然在后來的幾年里激起了爭議。
維利里奧對于“元城政治”的警惕，從根本上而言就是警惕“速度”對于政治生態(tài)的扭曲。對他來說，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無法離開共享的真實空間。在元城乃至元宇宙的狀態(tài)下，“實時”傳播無所不在，主導著人類的交往，“實時速度”無限擴張，將使真實空間趨于廢棄，成為一種瀕臨消亡的“臨界空間”，未來的“時間”也會成為一種沒有“時延”（durée）的時間，這種“實時”毀滅了公民的“反思”所需要的時間間隔，而代之以一種集體“反應”，如此這般，政治生態(tài)將越來越惡化。在不久的未來，元宇宙如果成為現實，人類“遠程共處”必將更為常態(tài)化，如果維利里奧的隱憂已然適用于今天，那么也一樣會適用于未來的“元宇宙”。
結語
本文以維利里奧在將近三十年前針對“元城”的設想和憂思對比了當下熱捧的“元宇宙”概念，既是對于“元宇宙”性質的重新認識，也是借維利里奧的理論嘗試對流行的概念予以反撥。維利里奧天才般地為我們預言了未來可能的“元城”狀態(tài)，而“元城”又和“元宇宙”的構想有著種種共通之處，從這一點來說，維利里奧對“元城”的憂思也同樣可以被我們用以反思“元宇宙”。當然，這樣的困境或許并非完全無解，針對這一點，鮑曼的論述能夠給予我們啟發(fā)，不妨作為應對策略的一種：對于現實中的城市空間的設計者來說，可以盡可能增加更多的開放式、誘人且賓至如歸的公共空間，讓所有類型的都市居民能夠前往、經常前往、樂意前往，并與人共享。
來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